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到20岁时，就精通经传历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蜚声文坛。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20岁中进士，步入仕途。他怀抱远大的政治理想，对未来生活满怀憧憬。
因为乌台诗案，苏轼险遭杀身之祸。经历了一百多天的牢房之灾后，在一帮重臣力保和太皇太后曹氏出面干预下，苏轼才得以免除一死，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相当低微的职位，俸禄很少，难以养活一家老小20余人。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在城东三里的一块荒坡地上开垦种植，帮补生计，聊以度日。“东坡居士”的别号即始于此。
贬为黄州阶段，生活困顿，有段时他情绪也非常低落。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年）奉诏离开黄州，迁往汝州任“团练副使”。黄州四年多的贬谪生活，是苏轼一生的低谷，对他影响深远。虽然他一向秉承乐观的心态，但在这段时期里，他有时也会怀疑人生。
从黄州到汝州，看似无关紧要的调动，对苏轼来说实则意义重大。这说明朝廷对他的态度有所松动，可能重新启用。苏轼自然知道其中的意义。虽然此时的苏轼已经有了荣辱不惊的心态，但接到这样的调令，心情难免会舒适一些。
按说，苏轼接到去汝州的诏令后，应直接北上赴任。然而，他却没有北上，他和皇帝绕起了圈子。
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汝州即现在河南平顶山一带，在黄州的北边。苏轼没有从黄州直接北上汝州，而是向东到了江西九江，游览了庐山，写下一首千古佳作《题西林壁》。后面去了江苏常州，压根儿没去汝州。他这是在“抗旨”吗？当然，四年前差点掉了脑袋的苏轼，这会儿是不会抗旨的。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元丰七年，神宗忽然亲书手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就是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过了几年认识更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心终身摒弃。
诏令将苏就改授汝州团练副使。神宗的本意是想起用苏轼，但遭到朝中政敌的反对，所以才取了一个折中的法子，将他调到离京城（开封）较近的汝州。随时备用。
苏轼洞察到这其中的玄机，认为这可能是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朝中大臣的排挤使他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对仕途的厌倦。所以他不愿移居汝州，便一路走走停停，登庐山，游湖口，对人生的感悟颇深。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他在这种悲郁的情景下，写了《乞常州居住表》上书神宗。他说我的钱粮本来就不多，这次路途遥远又是拖家带口的，只好乘船出行。自从离开黄州之后，一路颠簸，我的小儿子也不幸病亡了。现在身上的盘缠已经快用完了，而现在离汝州还那么远，走陆路肯定不行。我现在没房子住，又没有吃的，全家二十多口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常州有些许薄田，能够勉强养活全家，希望陛下垂怜，允许我在常州居住。
他的折子早上上奏，晚上神宗就答复允准。朝廷暂时批准了他的请求，苏轼就没有赴任汝州。
在绕行九江地区时，苏轼和他的铁杆“粉丝”，一个法号叫参寥子的僧人好友一起游览庐山。庐山奇幻的山水引发了苏轼的壮怀逸兴，他写下了不少关于庐山的诗词，《题西林壁》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句说的是游人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等不同角度观察庐山面貌，可以得到不同观感。移步换形、千姿万态，有时你看到到是起伏连绵的山岭，有时你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的山峰。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局部，带有片面性。
《题西林壁》这首小诗激起人们无限的想象，引起回味和深思。它不仅仅只是游山玩水，不单单是诗人歌咏庐山的奇景伟观，同时也是苏轼以哲人的眼光总结出的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会带有片面性；倘若要将事物的全貌认识清楚，必须站在全局角度，超越狭小的眼界，摆脱主观成见。
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这种精深的哲理启人心智。
苏轼自进入仕途后就卷入了新旧之法的争议，在政治倾向上更贴近保守派，反对王安石主导的新法。反对新法就是反对宋神宗的主张。
正如神宗有意重新启用苏轼时所书手札上说:“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几年，他对人生的认识更加深刻，政治态度也更理性。
因此，苏轼现在这样写庐山，也说明在他眼里，新旧两党之争，因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新党和旧党之间的很多分歧，扑朔迷离的政局，就像庐山一峰一岭一丘一壑，你置身庐山之中，视野为峰峦所局限，看到的东西必然带有片面性。即我们经常讲：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所以，苏轼东山再起之后，他就展现出了更加包容、客观的政治态度。
元丰八年（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三四个月间，官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主掌贡举考试的知礼部贡举。
这时，苏轼看到新得势的力量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他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招来保守党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就成了新党和旧党都不待见的人，不得不再度自求外派。
一代大文豪苏轼，真是当局者迷。他明明知道是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又说服不了自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人们为什么喜欢苏轼？因为他励志。他身上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勇士。他就觉得我看得懂朴素迷离的政局，但是我还是要去这么做。
他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他的一腔热血，他对这片土地充满深情，他希望国家好，希望百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