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城墙从古代的一种城防工具到统治权威的象征，在晚清以后被视为故步自封的标志，是中国城墙通常走过的道路。上海城墙经历了因“夷”而建，因“夷”而拆的兴废历史。它的功能和象征意义随着城市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在近代上海城墙日渐失去军事防卫功能的同时，对城市定位的改变、华洋之间矛盾和竞争的激化，使上海官绅对城墙的观念发生分歧，引起有关拆城的争论。最后它作为一个旧政权、旧时代的象征被拆除。但城墙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的象征意象却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观念中。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年06期
在外在形态上，中国传统城市与西方近代城市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城墙上，因此城墙的问题很早就受到中外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中国内地学者也有以城墙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发表；（注：早年有OsivadSiren所著的TheWallsandGatesofPeking(London:JohnLane,)，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以章生道的《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芮沃寿的《中国城市的宇宙论》为代表（两者都收于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年）。国内学者的研究有马正林：《论城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山西师大学报》年第3期；张鸿雁：《中国城墙文化特质论》，《南方文物》年第4期；刘凤云：《城墙文化与明清城市的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年第6期。在这些研究中，作者既注意到，城墙最初和最重要的功能是防卫，同时也认为城墙作为一种标志性的建筑物，在政治统治和天人关系上有着某种象征意义。但中西学者对城墙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却存在分歧。马正林、刘凤云等人认为，中国的城墙意味着中国传统城市的保守性格，尽管在城市发展的初期有利于城市的巩固，却最终阻碍了城市的扩张。但是以章生道和牟复礼为代表的研究却认为，城墙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挡城市的向外扩张，相反在一些城市化动力强大的城市（城镇），起防御作用的城墙会随着城市聚落的扩张而做出有弹性的调整，而且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相对自由，因此城墙在和平时期并没有让人明显地感受到它是保护区和非保护区的界限。见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载《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年，第页。）关于上海古代城市和城墙的研究，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注：如陈梅龙的《上海城墙的兴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年第4期）、郑祖安的《上海旧县城》（《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年）以及蒋慎吾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通志馆期刊》中有关上海县从元到民国的历史简介等等。）但是以往对城墙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就事论事，或将它作为一种城防建筑，或将城墙的兴废作为城市发展的某种标志。本文试图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