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船夫曲
船夫曲，就是咏叹调。前苏联男低音的《伏尔加河船夫曲》和列宾的画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都为年长一些的中国人熟知。而川江号子声，以及三峡纤夫在悬崖峭壁上的身影，同样是无数音乐家、画家和雕塑家创作的源泉。
为什么？因为壮丽，因为震撼，因为劳动，才成就伟大。
我浸在长江岁月里，长江连着我的记忆。
我从小生活在长江两岸，先汉口，后武昌，说来惭槐，却没下江游过泳。在游泳池和湖里、水塘里游那不算数，没有大风大浪，特不爷儿，用武汉当地话说是，不像儿子伢。
著名国画家张大千的《万里长江图》但毕竟是喝长江水长大的，这就有了念想。自年代中期我到《电视月刊》上班后，每天从青山红钢城码头上轮渡，到汉口粤汉码头起坡，都要靠滔滔江水载舟。只是有天晚上，我在单位暗室冲洗胶卷放大照片晚了，乘最后一班轮渡经过长江二桥正在施工的桥墩时，心里一阵莫名的感动：寒夜已飘起了细碎的雪花，黑暗的江面上只有巨大而孤零零的桥墩顶端，有稀疏的亮光，这是醒着的夜的眼。你们歇息了吗，劳累了一天的建桥工人？你们背井离乡，当别人回到有温度的家中，你们只能守候冰冷的钢筋水泥，听着江水拍打灰白色桥墩单调的涛声……其实历史早就定格了你们的身影。在长江一桥武昌桥头堡一楼的大厅里,三个数米高的巨人在搬动桥梁的铆订,他们粗壮的手臂,是劳动者扭转乾坤的杠杆;他们凝视远方的眼晴,充满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顶天立地的自信。在这座雕像前,有人会感到自豪;有人会感到欣慰;也有人会感到内疚,甚至是恐惧。
长江船夫长江，母亲河，多少人借您的风姿抒写豪情！“孤帆远影碧空净，唯见长江天际流”那就不说了。我更欣赏的是曹孟德赤壁大战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过大江，投鞭断流的气魄。安得南征驰捷报？未果，但魏武挥鞭，气壮山河，胜过多少无病呻吟的名篇。自进入现代，一架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就成为人们的理想。要建一座什么样的桥，才能成就百年大计？“武康号”舵楼内。毛泽东问大桥局彭局长：你们现在采用的是什么技术？彭局长：桥墩用的是管柱钻孔施工法。过去的气压沉箱深水施工很困难，现在能够全部在水面上施工，缩短了工期，降低了造价，工人可以在水面上干活。这是中苏两国技术人员共同创造的，在世界桥梁史上也是第一次。泽东转向苏联专家西林：谢谢苏联人民对中国建设的援助。西林：正像彭局长说的，这是中苏两国技术人员共同劳动的成果。遗憾的是，在我们自己国家这种深桩基础施工方法，30年来却推广得很慢。49年修建阿斯特提罕伏尔加河桥时，原来设计是采用气压沉箱，我提议改用深桩基础，事实证明是又快又省。但工程进行到一半时，我被调到中国来了。接替施工的负责人，把剩下的一半工程，又改回去了。泽东诧异地：为什么？
西林：采用新方法，设计部门需要做很多试验，花钱、花时间、花人力，又很麻烦。施工部门要增添新设备，又没有定额，工作搞不好，就拿不到超额奖。他们认为对自己费力不讨好的事，为什么要做下去呢？泽东沉思了一下：这种情况就不能改变一下？西林耸耸肩，无可奈何地：我离开了伏尔加河上的那个桥梁工地，当然没有办法。泽东追问：如果不离开能不能改变？西林：也许可以，但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泽东：依你看是什么原因？
西林：我想是因为设计和施工从中央各部起完全分立，各管一摊。（笑了）但在你们这里，我有了用武之地。
泽东也意味深长地笑了，又问西林：长江大桥上层走汽车，下层走火车，要是刮大风，安全问题有保障吗？西林：这个问题在设计时就考虑进去了。我们作过这样的假设，两列都是双机牵引的火车，向同一方向，以最快的速度开向桥中央，两个列车在同一时间内来一个紧急刹车；假如还是在这刹那间，长江上刮起了最大的风暴，恰巧也在这时，一艘三千吨的船只碰上了桥墩；也恰巧在这一刹那，武汉地区发生了地震，当这些所有恶劣因素都集中在这一刹那间发生，大桥仍坚如磐石。泽东赞赏地：最丰富的想象力同最严谨的数学头脑相结合！西林同志，你可是桥梁王国的诗人啊！西林：伽利略说过，数学是上帝书写宇宙的文字，我们不过是借用这只手而已。这是作者八集电视连续剧《毛泽东在武汉的故事》第三集中的一场戏。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毛泽东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苏联模式是有委婉批评的；二是科学来不得半点含糊，要不就会桥垮人亡。有趣的是，一位看过本剧的工商银行朋友陈政武说，别的都忘了，唯独苏联专家报的那一段“致命危险”的数据，有印象。长江为人们提供舟辑之利，这就有了行船的故事。那时我母亲在汉阳县沌龙乡蔡家岭（现改为郭徐岭）小学教书，因为汉阳县交通落后，很多地方不通车，从青山到蔡家岭走陆路很不方便，走水路再步行路稍短些，水路就是长江。回到年反“右派”运动至年大跃进年代。我跟着母亲读小学四年级。从蒋家墩（现在的红钢城）到蔡家岭，先过江到汉口邻近四官殿的一个码头，再乘船逆江而上到汉阳的沌口码头，快到港口时，就见顺流而下的黄色泡沫长达一里远，那是汉阳造纸厂排放的。从沌口下船后，只有山路走到蔡家小学，有一二十里路。有一次我终于爆发了，把提着草提包的母亲甩下十几米远。母亲喊我等等，我却自顾自地抹眼泪，鼻涕也流出来，就是装作没听到。最后……当然我心软了。别的小朋友在城里有电影看，有人玩，我却孤零零一个人在放学后只能望着远方的山，顶多用削成的竹刀，跳跃着像哥萨克的骑兵劈剌荆棘蒿草。后来从肖洛霍夫小说《静静的顿河》里，才知骠悍的沙皇御林军，是把对方的骑兵从锁骨一直劈到腰部。在那遥远的日子和遥远的地方，母亲教书在乡村学堂，课桌是学生从家里搬来的高低不齐的家具。一间教室，两个不同年级的同学分坐两边，由同一位老师轮流上课。这不算什么。
长江，你是有灵性的，您也一定听过少年的一声叹息。
请算是这样一道算术题：一个校长，加七个教师，八个人，反右运动一来，五个右派。
一位中年女教师，姓张，是国民党团长的太太，其夫被镇压了；还有一位20岁也姓张的青年老师，很热情，从武汉回蔡家岭学校，对我和张老师的女儿，有声有色地讲起了当年在中国举办印度电影周时，其中最精采的一部《章西女皇》。他也成了右派。
还有三位，姓龚的较年长的老师，到汉口见到我父亲时，我从未见过有人那么恭敬地听父亲讲话。姓胡的老师，我记得他哄着怀里的孩子：我们去吃油炸枯鱼呵！有次他同饶有培校长大吵一通，为的是生病请假的事。大鸣大放开始，不知谁画了一副漫画，是对当时情景的复盘。“一定要去!”几个字被框了起来,连着那位那位校长口沫横飞的嘴巴。后来这些人都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肯定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毕竟误了人家大好年华。反映人性善恶的故事无处不在，同我看过的一个日本电影很相似，人与人之间的"领地意识"，或是弱肉强食，这些成年人的丛林法则，毫无例外地在未成年人世界里发生着的。那是在汉阳一中参加运动教师的子弟，与蔡甸镇上居民小孩发生矛盾时。我去蔡甸晚,不知情由。有一天,只听得蔡甸派的孩子冲教师派的气势汹汹地喊道:你们让我们逮住了,就剥光你们的衣服,赤条条的，屁股里还要插一根腊烛，丢到大街上。十来岁的孩子,是从哪里学到灭人尊严,毁人声誉的怪招?成人社会的争斗，其实在青少年时就开始“演习”了。这难道不值得社会学家和每个人的深思吗？人毕竟是要长大的。过了许多许多年,我一想起把母亲甩在身后,发泄只能呆在乡下,而不能享受城里孩子可以进电影院和儿童游乐场的怨气,内疚就不由得爬上来噬咬我心。只到今天,我因为写作要查阅列宁说的原话,从书橱取出四卷《列宁选集》的精装本时,就会想像出母亲从新华书店，把四块砖头一样重的精装本,如何搬上三楼家中的,因为她身材矮小,体弱多病,还有高度近视。真是慈母手中线,至今连我心。其实,我们三口之家,母亲可以相夫教子,不用到乡下教书,但她热爱在青年时代学的师范专业,又喜欢学生,这就没有办法了。
离开母亲,回到父亲身边,就进了武钢子弟学校,先小学,后中学。
还是长江，您又一次见证了您身边的送别离愁。那是在武钢三中读初中时，一次,父亲出差北京,在汉口上车,我从家中一直送到红钢城码头,竟一路家无话。轮船开走了，望着远去轮船的淡烟溶入江风,思亲之情这才涌上心头。人的启蒙和顿悟,只有在伤感时才会产生,或是飞跃。这是无言的父子送别。而有言的离别,是在武昌水果湖读高中时。
我住读,星期六有时懒得回家,全不念父母的挂记，但那次却没有想到父亲到学校来看我。原来他刚从水果湖的洪山路来,那里有一位在省委机关工作的老乡。现在想来,老乡也是要看的,但四十出头才有独子的老男人,可能还有不便说出的内心思念,才说是顺路来的。送别,话题离不开功课,这关系到能否考上大学。走过了洪山宾馆,正向建展馆的公共汽车站走去,忽见一高个子的老人拄着棍子从我们后面跟上来。我们停下脚本,老人却径直往前走。他喉中痰声辘辘,眼睑充血,话语含糊,耳朵也背。我大声问他有多少岁了,他可能明白了,也可能问的人多了,便机械地伸出两个指头:92岁。父亲示意我随老汉上车站,他站着不动。我犹豫了,父亲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转几趟车来看我,但他的神色分明是要我赶上快步不停的高龄老人。
你就按毛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去做！这是父子相见，他在我身后几米外向我高喊的一句话。我永远记住了，我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只到永远。
长江像什么？像盼望我们早日成长，早日成熟，对国家有用而不求回报的父母；我们是喝长江乳汁长大的。啊，母亲河！您包容，百川入江；您豪迈，奔腾不息；您伟大，哺乳了两岸人民。那曾经在风浪中，在暴雨中，在电闪雷鸣中的船夫号子声，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他是我们心中永远歌。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工人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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