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公共精神的“积极自由”行动者——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
尤西林
提要：鲁迅的当代生命力主要并非其专业的文学或思想遗产，而是其超专业的社会评论所象征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人格。康德基于非职业化定义“公开运用理性”是一个被忽视的启蒙要点。超专业-职业的公共精神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线。中国现代化转型处境使个体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犬牙交错，围绕鲁迅积极自由角色的反思已成为当代中国思想重要的个案。
一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鲁迅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涵摄文学、思想与社会批判为一体的一种人格姿态，他象征着一种现代社会角色：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概念。与前现代社会的巫、士、教士、意识形态权威相比，知识分子——同样拥有文字符号，但已属于理性工具，而不再是谵妄的象征；同样超越具体实用涵义(meaning)而追问根本的价值意义(significance)，但不是依据神性而是依据人性；同样关怀公共性特别是公共精神，但不拥有任何身份资格或特权背景。精神观念与权力亦即政教之分离，构成知识分子现代性最重要的基础与标志。
由此而拓展为知识分子一个独特的现代特性，即它不是从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脑体分工框架下的脑力工作者，甚至也不是某种专业或职业，而是基于高度专业分工化现代社会的人文整合需要而超越专业分工的精神群体。在这一意义下，爱因斯坦并非因拥有物理科学涵义知识而为“知识分子”，而是当他关怀原子能科学的人道主义意义时才称为“知识分子”；设若他后来又不关怀公共精神了，则不复为“知识分子”。
康德把脱离蒙昧的现代人定位于自主运用理性。但运用理性却有“私下运用”与“公开运用”之别：“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运用。”康德饶有深意地将专业职业与“私下运用”关联而与知识分子(“学者”)的“公开运用”区别开来。它意味着，一个政府官员虽则天然地与公共事务关联，但若仅仅作为职业例行公事(亦即国家机器必需的“消极服从”)，则只是“私下运用理性”。但当他超越这一社会分工，而以“世界公民社会成员”亦即“学者”独立批判态度面对公众事务时，就成为“公开运用理性”的知识分子。这种超越事功职业而力求保持意义境界的社会定位，导致了后来韦伯关于“志业”或“天职”(“Beruf”)的著名表述。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生史上，鲁迅，无论其精神旨趣或实际生活道路，都成为上述知识分子现代涵义的一个人格象征。
从甲午惨败到废科举，依托宗法—皇权的儒教上千年政教合一格局终结，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由此独立问世。但遑论康、谭、章、王，即使是严、梁，也终究未能与传统断脐。鲁迅却是从内在精神观念到现实世事，终生与儒教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文化搏斗者。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及种种“主义”思潮在树大根深的旧传统势力面前的脆弱表现，是鲁迅一生铭记的教训。《野草》所表达的深沉苦闷与拒斥任何形式依傍的孤独执著，实际是鲁迅整体气质的代表性特色。鲁迅从而终生对政治与意识形态持独立审视与批判态度，不仅与亲近政权的自由主义派系相区别，也与挟“主义”话语和政党组织身份的极左文化圈保持着距离。
鲁迅的这种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当然不应视为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唯一正当的关系模式，但它却是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包括国家与广义意识形态)建设多种积极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点。因此，毛泽东称赞鲁迅“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但这似乎并不能依据他所谓“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的“助革命”之功，而更应从现代知识社会学高度，视之为“思想性的无依托者”(别尔嘉耶夫)、“社会性非实体(non-entity)”的“自由职业者”(曼海姆)。
鲁迅的自由职业归宿，为其知识分子志愿所定位。辞中山大学教职后定居上海的人生最后十年，鲁迅虽然未间断大学讲演，却典型地是以康德所说的“摆脱公职”的自由独立身份，“面对全体公众”“公开运用理性”。这十年同时成为鲁迅以“自由职业”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写作社会评论杂文的黄金十年。
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日中国，仍仅有极少数人能幸运地将个人生计与超职业地“公开运用理性”结合为自由“天职”。鲁迅择业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至今在感召着后来人。
青年鲁迅弃医弄文的著名精神事件，应提升到鲁迅自觉选择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高度看待。这一转变奠定了鲁迅一生的事业目标：改造国民精神。鲁迅以“立人”、“张精神”为立国之“首”的信念，既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从器物、制度向文化精神逐步推移的深度，又表现了这一启蒙无力综合，反而割裂社会形态诸要素的前唯物史观局限。但着眼于精神意义，以科技工艺为主流的现代社会的盲区，恰恰是知识分子现代兴起的一大背景。与之相关，“国民精神”又关系到知识分子现代起源的另一背景，即在现代分化性社会中重建公共性，特别是公共精神的历史性要求。
在与科技工艺相区分的方向上选择人文学科的文学，则同样典型地体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价值特性。文学在知识分子现代起源史上占据着特殊位置。与知识分子互动共生的现代公共领域，其母体与原初形态，恰是18世纪开始，依托沙龙、读书会与艺术展览馆而产生的文艺评论交往空间。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现代化进程将文学评论扩展为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评论。文学评论家成为了最早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左拉为首的文艺家群体在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向现代社会第一次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形象。
上述知识分子与文学、公共性的现代产生历史，不仅可以为理解鲁迅弃医弄文提供深层背景，而且有助于对鲁迅继而从纯文学走向社会评论性杂文这一转变、以及鲁迅杂文的思想史地位做出更为深广的新解释：如鲁迅明确道白的，为改造国民精神而弃医弄文，是因为文艺“善于改变精神”。但随着中国现代社会与思想状况的演变，“改造国民精神”的知识分子公共关怀精神势必扩大与超越作为工具的文艺而转向社会评论。作为公共社会评论的杂文，成为鲁迅知识分子公共关怀的典范形态。其普遍性不仅可从前述西欧现代公共领域演进史得到印证，也可从19世纪别、车、杜为代表的俄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将文学评论扩展为社会评论获得印证，这一普遍性甚至在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欧美文学评论的文化评论化、以及90年代后半叶中国大陆文学刊物大规模思想评论化现象中一再显现出来。
二
然而，恰恰是在20世纪末叶中国社会空前现代转型时代，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角色受到严重质疑。这一质疑发自现代思想主流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质疑有其深广的现代性反思背景。现代性的重大危机是，在神力与纯暴力已失去合法性的现代，私利扩张统治的基本方式之一，是利用伪理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冒充公共领域代表、继而恢复政教合一。20世纪“意识形态加恐怖”的极权主义数起肆虐，均与此直接相关。
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捍卫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个人权力的不可侵犯性、坚持私人生活的“消极自由”对于公共参与的“积极自由”的优先性。作为现代性开端的马丁·路德信仰私人化原则表明，精神的个体性已收摄了一切普遍主义观念。韦伯的著名说明是：“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从而，康德主义的形式规则性与消极性为现代公共话语确立了两大规范。实质内容性精神价值意义谈论权属于个人，而不可抹平的个人不可规约为一，因此不再存在一元论的普遍公共价值意义体，只有个体之间交往共存的多元个性差异的价值意义群丛。这样，关怀公共精神的知识分子正当的治愈白癜风多少钱白癜风传染人吗